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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北京:都城的商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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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youth.cn    2012-07-04 10:32:00    中国青年网

  传统文化固然以重农抑商为社会价值的判别标准,却又无法摆脱表现为商业流通形式的物质交换给人类带来的对物质需求上的满足。而古代中国以行政机能为主体的消费性城市,无疑也是促进城市商业发展的直接动力。可以说,尽管商业历来被视为末业,但在中国传统城市中却始终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到了17、18世纪以后,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城市商业在时空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是从“市”的扩张开始的。

  “市”是指集中买卖货物的场所,古代又称做“市井”。《管子·小匡》曰:“处商必就市井。”尹知章作注解释“市井”曰:“立市必四方,若造井之制,故曰市井。”市井,即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商业集市,类似今天的商业区。它占有一定的城市空间与时间,并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了城市的人文景观,而17—18世纪城市商业的发展首先表现在“市”在时空上的突破。

  在唐代以前,随着商业在人们生活中重要程度的提高,“市”在数量上也在不断地增加,它已经显示出一种对传统城市所规定的“面朝后市”的空间模式发生背离的态势,但当时的“市”仍然是一个被严格控制的空间,反映其本质的封闭性主要体现在坊市制度。

  坊市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历时年久,它的最大作用莫过于创设了一个法定的商业空间。当它对作为居民区的坊和作为商业区的市实行了严格的隔离,并对市进行官设官管、实行监控后,一个封闭式的市制便形成了。按照同类而聚的原则,所有的商肆都被集中到市内,市的周围被高高的市墙圈起,市墙四面设门,以时启闭,并有专门管理“市”的司市掌管锁钥,故《周礼·地官·司市》有曰:“凡市入,则胥执鞭度守门。”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唐代,几乎没有多大的改变。《唐六典·太府寺·两京诸市署》记载:“凡市,以日中击鼓三百声而众以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声而众以散。”而且,市的门禁甚严,“越官府廨垣及坊市垣篱者,杖七十,侵坏者亦如之”长孙无忌等编:《唐律疏义》卷8,《卫禁下》,民国《国学基本丛书》本。。这种被置于政府严格管束之下的“市”,当为对周代“面朝后市”进行修正之后的第二种形态,即它仅仅不再局限于市的地点和方位。

  第三种形态,即是指孕育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明清商业,它始于宋代,却肇端于唐末。伴随着唐末以来坊墙的毁灭性破坏,商业大潮也冲决了市墙,坊市制度的末日,使商业活动摆脱了时空上的限制。而在高墙市门、鼓钲锁钥变成瓦砾废铁的同时,一排排临街而建的民居、店肆树立起来。因而,在两宋时期便出现了商业店铺荟萃的繁华街市,闻名世界的《清明上河图》充分展示了北宋开封城在打破坊市制度之后的开放型的街市繁荣。而随着众多店铺在街巷上的出现,人们对“市”的称呼,也在不经意之中有了小小的改动,即把原本用于存放货物的屋舍——“廛”与“市”并称,称为“市廛”。关于“市廛”,《孟子·公孙丑上》曰:“市,廛而不征。”市廛本指在市场上储存货物的屋舍、场地,于交易前不征收货物税,后用以称商店集中的处所。(参见《辞源》,第2册,969、102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而“市廛”是指店铺集中的地方。“市”的商业区概念也在这一时期逐渐与整个的“城”有了更紧密的关联。

  这里需要稍作说明的是,有关中国传统城市的市场形态从唐代的封闭性坊市制转变为宋代的开放性街市制的认识,虽已成为学界的共识,但近年,亦有学者将其称为“假说”,并提出了质疑。如包伟民认为:“从唐代到宋代城市市场的演变,其间制度的裂变也许不如前人想象的那么剧烈,而前后因袭的痕迹则无疑要明晰得多。”包伟民:《唐代市制再议》,载《中国社会科学》,2011(4)。这一问题的确值得重新审视。但是,恐怕人们忽略唐代的旧制已潜移默化地被延续至宋代的原因,还在于宋代城市的发展有着更多使研究者为之兴奋的内容。对于发生在宋代的由坊市废除所产生的变革,日本学界多称之为“城市革命”。“城市革命”的一个直接后果,便是城市商业的繁荣与城市经济机能的增强,这从骤然增多的店肆、商业网络与商业机构,以及塌房、垛场、会子务、簿记、珠算等业务的出现所反映出的商业复杂化的趋势,即可窥见一斑。因此,我们可以说,宋代的“城市革命”,为17—18世纪中国城市中的“市”由古代向近代的转型奠定了基础。换言之,古代中国自宋代的“城市革命”之后,城市商业的发展虽未完全走出传统经济的窠臼,却在自身运行的过程中有了长足的发展。

  虽然,在规划性的商业空间被打破之后,旧有的观念依然对人们产生影响,但商业自身的发展要求使商业中心的确立与交通状况的关系更为紧密。

  清代,从传统的官方角度看,“面朝后市”的意识与观念依然存在,但已大打折扣。例如,生活在顺康时期的清朝官员孙承泽在其所著《天府广记》中,设有《后市》的条目,其下记载,在“玄武门外,每月逢四则开市,听商贸易,谓之内市”孙承泽:《天府广记》卷4,《后市》。。这里,孙承泽虽然没有明确说“内市”即是“后市”,但将“内市”列入“后市”条目下,自然视两者为一体。只是,“后市”的具体地点不应该是玄武门,从孙承泽强调“后市”的角度看,其地点当在紫禁城北的神武门外。按照“面朝后市”的范式,后市应该在紫禁城的北面。孙承泽这里称玄武门,而明清紫禁城北门称神武门。另外北京内城有宣武门,亦非玄武门。这里依据孙承泽称之为“后市”,认为其地应在紫禁城的北面神武门外。而且它是一个定期集市性质的“市”,目的主要是为了解决宫廷的消费需求。吴长元在《宸垣识略》中所记载的清代内市位置与孙承泽所记有别,他说:“内市在禁城之左(东面),过光禄寺入内门,自御马监以至西海子一带皆是。每月初四、十四、二十四日,俱设场贸易。”吴长垣:《宸垣识略》卷2,《皇城二》。从《康熙万寿盛典图》中,确实可以找到吴长元所说的那个位于紫禁城之左的集市。此外,类似的为皇亲贵戚服务的“内市”还出现在圆明园福海之东的买卖街。可见,清代“内市”的发展已经打破了诸多的“禁忌”,较少受“面朝后市”的约束。

  (本文摘自《北京与江户——17—18世纪的城市空间》 作者:刘凤云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编辑:刘 哲 来源:中国网文化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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